第三十一章 求学路上一波三折
从旗里回来不到一个星期，我就听说这次考试走不成了。原因是旗组织部没有通过。为了准确地掌握这次能否走成，我第二天起大早坐火车去了阿里河。
先到旗组织部寻问，对方回答含含糊糊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接着又去党校，找主管代培生考试的牟校长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找到牟校长的家，只见他爱人正和他吵架呐。
当他面听明白我的来意，牟校长解释说：“这次除了教育部门和党校的代培生，其他部门的代培生都取消了。组织部门已经把人选都定下来了。”
牟校长的夫人也正为此事跟他丈夫生气呢，说他办事太认真，太受气。名义上是他负责，实际安排人员上又根本不让他插手，没拿他当回事。他自己还不觉得丢面子。
我看清楚了这里头的问题，考试不过是走形式，是借口，而选谁不选谁，完全由掌握大权的那些领导们来决定。我不由得感到受了欺骗。心里充满愤怒。希望之路少了一条。梦想学中文，当作家当诗人的美梦破灭了。
我又急匆匆地赶到旗职教中心，寻问职大的报名情况。这一问，又得知旗商业系统唯一的一个职工大学的指标让别人给占用了，没了。
我惊讶地望着坐在办公桌前的孙主任，再回头看看叶星，只见他摊开双手，表示无能为力的样子。
我生气地问他们：“我是第一个来报名的，指标怎么会落在别人手里？你们口口声声说给我留着指标，怎么把指标又给能没了？”
孙老太太解释说：“你报名又没有填表，我们怎么留得住。你要考就等明年吧。”
“明年，明年你们请我来，我还不来呢！”我真气的浑身发抖，这一连串的打击，对我来说真够大的。
叶星出面解围说：“不行你给盟里打个电话吧，盟里知道你的情况，再要个指标。”
“我不打，打也不会有人接。”
他自报奋勇地说：“我给你打去。”他到隔壁去摇电话，我坐在他的位子上等消息。
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叶星进来说没打通。我要求他们给开一个介绍信，自己去盟里要指标。他们不肯出，争执半天没有结果。我只好生气地离开。后来才知道，职大指标就是让孙主任给送人情了。
回吉文后的一两天，我消极沉默了。一句话也不想说了。复习的劲头也没了。不时地陷入沉默之中。我想的很多，代培生黄了，职大的指标没了，今年的考学没戏了。
为什么我这样苦苦地追求考学，竟会是这样的艰难？我该怎么面对这次高考？又该怎么面对周围的人？尤其是心成一家怎么解释？我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？
颓丧，彷徨，挤满了我的脑海。思想压力异常巨大。难道我就不该上大学，上中专吗？广播里一再鼓励年轻人做有知识、有理想、肯专研的好青年。可现实生活中，真正要做一个这样的好青年，为什么会这么的难啊？思前想后了好几天，最后下决心去盟职教中心走一趟。
当我跟父亲说出要去盟里要指标的要求时，父亲坚决不同意。并让我冷静，想想自身的情况。一个即将结婚的人，眼睛还有毛病，还考什么考啊？我主意已定，谁也拦不住我。后来父亲又提出家里的经济状况紧张，劝我不要任性，别干没有把握的事情。
钱的事情我也想好了，这几年自己存了八百多元，除了买手表、自行车，及家里买电视花了一部分外，还有三百多元。我就用它来做路费。父亲最后默认了，生气地回屋了。
我这是头一次让父亲生气，我最不希望惹他老人家生气了。可是，为了考学，我还是做了。我真是含着眼泪目送父亲回屋的。我最尊敬的是父亲，最疼爱我的也是父亲。爸爸，请原谅女儿这一回吧。
当我再次向领导请假，请他开介绍信时，他简直是连眼睛都不愿抬一下，问我：“这几天的工资怎么办？”
“扣吧！”我毫不犹豫地说道。
往日里是我最坚守岗位，最肯干工作。从我到这个单位，每天早晨的卫生清扫都是我做的。然而，这会儿什么优点都记不起来了。领导的做法让人寒心。我既然决定考学，就不在乎扣几天工资。交代完工作，到银行取出一百元钱，准备半夜上火车。
我铁了心地去盟里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从呼盟报上得知，盟里主管职工招生的副盟长吴守贵同志，是父亲过去的老领导，以前的关系很不错。我要去找他，请吴大爷帮忙。
半夜，表哥送我去火车站。寂静的夜晚天快明了，不时地传来狗的叫声。远处山林里传来布谷鸟的叫声：布谷、布谷、光棍好苦。古老的传说，让我想起眼前的心成，他现在何尝不像远处的布谷鸟，声声地哀叫：光棍好苦！我对不起他，想到这，泪水盈满我的眼眶。
带着复杂的心情，我登上去海拉尔的火车。一路上各种各样的结局在我脑海里设想，也许顺利地拿到指标，也许白跑一趟。眼瞅着列车窗外渐渐露出的晨曦，我一点睡意也没有。
下午四点钟，海拉尔车站到了。我头一次到海拉尔来，面对繁杂的人群，不知往哪个方向出站，心里紧张的砰砰直跳。
到哪里去投宿？能不能找到职教中心？能不能找到吴大爷，等等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好了，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的太多了，拼吧，尽最大努力，为自己拼一把吧！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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